“见到了你们，就是见到了‘娘家人’！”5月16日，当“人民医护工作者”路生梅在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见到北京儿童医院的青年医生和学生们，难掩激动的心情。“我曾在北京儿童医院实习过，这所医院给了我医学道路的启蒙教育。”看到这些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新鲜血液，路生梅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了那段充满激情与奉献的岁月。

以下是路生梅对青年医生、学生的自述，这也是路生梅对他们的一封深情的“家书”：

5月16日，“人民医护工作者”路生梅将北京儿童医院的图书和患者的画放置在佳县人民医院的路生梅工作室。石梦竹摄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63年，我怀揣着成为医生的梦想，考入首都医科大学（原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时正值国家号召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与同学们毅然离开北京，奔赴各地，不知道何日是归年。我的人生轨迹自此转向——被分配到陕西佳县，一个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贫瘠小县城。

从北京到佳县的路途异常艰辛。火车抵达铜川后，我坐着敞篷卡车，在寒风中颠簸数小时。目之所及是光秃秃的山峁、扬起的黄土和破旧的窑洞。县医院是几排窑洞围成的院落，医疗设备简陋，生活条件艰苦。大学毕业生走向生活的那种浪漫“一下子就消失了”。

然而，更大的压力来自专业领域。作为全县唯一的儿科医生，我的每个诊断都关乎无数孩子的生命。

那时候当地民众的医疗知识极为匮乏：新生儿破伤风高发，旧法接生导致母婴感染；家长迷信神婆，延误救治；营养不良、传染病肆虐……我不得不跨学科学习，白天向当地中医请教，夜晚在煤油灯下苦读至深夜。一次，我冒雪出诊救治肺炎患儿，塑料底棉鞋在冰面上打滑，摔了几跤，特别狼狈，却仍咬牙前行。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个娃娃还在等着我。

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坚守”

在佳县的五十余年，我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坚守”，最终情至深处，形成扎根在此的信念。支撑我的，是三个“舍不得”：一是舍不得和医院同事们亲手创办的儿科；二是舍不得佳县百姓对我和家人的恩情；三是舍不得自己在陕北组成的家庭。医生的价值不在城市的耀眼光环，而在百姓的淳朴信任。佳县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没有都市繁华，却有黄河的壮阔、黄土的厚重，更有百姓最赤诚的心。

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老师的传承是很重要的。六天前，我去到首都医科大学，最大的心愿是再见一见我的老师胡亚美院士、张金哲院士，这两位儿科老前辈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儿科事业，去世以后把遗体无条件地捐献给首都医科大学。而当我将鲜花献给他们时，眼前又一次浮现出在北京儿童医院实习的时候，他们的音容笑貌，医者风范。

我的一生深受前辈医者影响：他们告诉我，什么是好医生；他们教会我，医者的使命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

当一个患者把所有的隐私都透露给你的时候，你就再没有什么理由跟他索要什么，只能全心全意地为他服务。我常说：“与其抱怨设备落后，不如用双手改变现状。基层医生的价值，在于解决老百姓最迫切的病痛。”

“将孩子交到医生手里”

我也想告诉更多年轻人，无论在哪一个年龄阶段，都应该在仁心、匠心、戒心三方面不断加强：对患者保持仁爱，全情服务；对技术精益求精，创新发展；对医学恪守医德，永存敬畏。

在佳县，我见证了医院从窑洞发展为二甲医院，也从一个青涩学生成长为人民医生。“人民医护工作者”称号，是党和人民对我最大的鞭策。我始终铭记：医生永远属于患者，“将孩子交到医生手里”是家长最深的信任和嘱托，更是我们无形的勋章。

我很平凡，一辈子在西北的这一个小县城只干了一件事。但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从不矛盾。大城市需要精英攻克疑难杂症，基层更需要医生守护百姓健康。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全心投入，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